[影像] 這不是我的慶典／Milan Kundera

本文發表於一九九五年，與其他文章一同刊載於

《法蘭克福評論報》慶祝電影誕生百年專題

亦收錄於米蘭．昆德拉2009年大作《相遇》（尉遲秀譯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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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盧米耶兄弟在一八九五年發明的不是一種藝術，而是一種讓人得以捕捉、呈現視覺影像，並且保存、做成檔案的技術，而這視覺影像捕捉的並非片段瞬間的現實，而是一段時間的動作。如果沒有這個「連續動作的相片」的發明，今天的世界不會是此刻的樣貌，新的技術成了：第一，讓人變笨的主要行動者（廣告片、電視影集：從前的壞文學和這些東西的威力相比，有天壤之別）；第二，全球性的偷窺行為的行動者（攝影機：在不名譽的情況下偷拍政敵，或在恐怖攻擊之後，將某個躺在擔架上的半裸女人的痛苦化為令人永難忘懷的畫面…）

　　作為藝術的影片確實存在，但是它的重要性遠低於作為技術的影片，而它的歷史，肯定是所有藝術史當中最短的。我想起二十幾年前在巴黎的一次晚餐，有個聰明又討人喜歡的年輕人以戲謔的輕蔑語氣提起費里尼──他最近的一部片子，他真的覺得很糟。我像被催眠似的望著他。我知道想像力的價值，因此對於費里尼的電影，我始終懷抱謙遜的崇敬之意。在這個聰慧耀眼的年輕人面前，在一九八０年代初期的法國，我第一次感受到在捷克斯洛伐克（即便在最惡劣的史達林年代）從未有過的感覺──覺得自己處在一個藝術之後的時代，處在一個藝術已經消失的世界，因為對於藝術的渴望、對藝術的感受性、對藝術的愛，都消失了。

　　從此，我越來越常發現人們不再喜愛費里尼了，儘管他曾經成功地以他的作品造就了現代藝術史上的一個偉大時代（如同史特拉汶斯基，如同畢卡索）；儘管他曾經以無可比擬的奇想融合了夢與現實（超現實主義者想望的古老綱領）；儘管在最後的時期（正是這個時期被人看不起），他知道如何以清澈的夢幻之眼殘酷的揭開當代世界的假面（請想想《樂隊排演》、《女人城》、《揚帆》、《舞國》、《費里尼的剪貼簿》、《月亮的聲音》）。

　　也正是在這個最後的時期，費里尼和貝盧斯科尼（譯註：義大利媒體鉅子，中間偏右的義大利力量黨創始人，一九九四、二００一、二００八，三度出任義大利總理。）激烈衝突，他反對貝盧斯科尼讓電視廣告打斷影片的做法。在這場衝突裡，我看到了某種深刻的意義：由於廣告片也是一個電影類型，這場衝突因而是盧米耶兄弟兩種傳承的衝突──作為藝術的影片與作為讓人變笨的行動者的影片之間的衝突。大家都知道結果：作為藝術的影片敗陣了。

　　這場衝突於一九九三年告終，貝盧斯科尼的電視台將費里尼的身體投映在螢光幕上，赤裸裸的、被解除武裝的、臨終的時刻（奇怪的巧合：正是在一九六０年的電影《生活的甜蜜》當中，一個令人難忘的場景，攝影機姦屍的狂熱首度被捕捉，並且如先知預言般呈現。）歷史性的轉折結束了，費里尼的遺孤們作為盧米耶兄弟的傳承者已經不再有什麼影響力了。費里尼的歐洲被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歐洲背離了。電影百年？沒錯。可這不是我的慶典。